我的渡口

与一个渡口结缘，也许是命定？她在某一时刻，渡你此岸到彼岸。又于某一空间，渡你前世今生。你无法预测亦无力掌控。

     伫立黄河南岸，对岸码头的一情一景，尽收眼中。农夫赶猪，毛驴驮草，船夫光脊梁，舵把式叉腿立船头。山崖浑黄，滩涂浑黄，河水浑黄——这是1962年，正值棉花白、柿子红。

     也许是阴天。凌晨。一个版本是煤油桶，另一个版本是小木船，母亲永远说不清。我比较相信后者，因为1962年的渡口，摆渡的老船工——老舅拉着母亲的手泪眼婆娑说：“十八年哇，我只说见不着你了！”当年送母亲偷渡的应该也是他。母亲抱着八个月大的姐姐，去灵宝小城与父亲相会，一同逃往西省（家乡人惯把西安叫西省）。这是1944年。据说再迟几天，毛驴车辗着冰层过河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。做小商人的父亲不具备对大局势的判断，哪里知道几个月后盘踞小镇八年的倭寇就会滚蛋。

      再往前说。他在灵宝一大户人家做私塾先生，她是丫鬟。这段隔河联姻的机缘没有人清楚，可以想象出无数惊艳故事。比如，老爷的赏赐。比如，英雄救美。比如，私奔等。照片上的姥爷儒雅风流，清末遗少的范儿。姥姥圆髻上斜插银簪，宽袖短袄曳地裙，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，面如银月，不施脂粉也会让人凝神。那天姥姥回山西夫家生产，老舅偷偷用小船接她过渡口（大船忌讳）。这该是1908年——四月杏花天。

     三代女人的渡河经历故事般惊险、惊艳，命运却被渡口锁牢。107个春秋过去，昔日码头繁华不再，商贾往来旌幡飘摇不再，船夫的号子不再，只有空谷，涛声，暮鸦聒噪，不变。不远处的黄河大桥上车流如潮，摇橹摆渡的衰落、消失是必然。镌刻在女人生命中的印记，是劫数，天命，不可违背。

     渡口叫沙窝渡，清以前，曾经叫浢津渡。浢津，辞海里只有一个注释——浢水与黄河交汇处。如今的陌南镇，曾经叫浢津镇，“汉唐重镇”，有过“三十里浢津街”的繁华，古庙香坊，书院祠堂，南北石牌楼，过街戏台，一街的店铺，挂在乡野村妇口边的古语，还有《伐檀》与《硕鼠》。商业文明带来的文化繁荣淹没又复生，或强或弱，或明或暗，化作基因，显现在族群的性格、品质里，代代传承，顽强地让你不可思议。

     其实，母亲本可以不过这个渡口，她在甘肃小城平凉已是街道干部，戴着省劳模的大红花进过省城。重新做回农妇的母亲似乎没有抱怨，在西安妇产医院生我包住单间，天天夜里去易俗社看戏，麻将桌上叫羊肉泡馍，穿缎子旗袍逛华清池，十八年的外乡瓢泊，从此复活在不厌其烦却又平静的叙述中。

      我向往已久的故乡，由这个渡口开始，一寸一寸，让我从土地庄稼、窑洞水井到村人面上的笑容和深藏于心的或同情或轻视甚至鄙夷中，成熟了一生。故乡，曾经让我爱不能，恨亦不能。

我常常问自己，故乡到底是什么？

     与一个人结缘，是命定。他用一纸婚书，就换走了你今生今世的春夏秋冬。在宣传队里，在“忠字舞”、快板剧和蒲州梆子的锣鼓声腔中，我与曾经的同学，做了一家人。初中一个班时不记得我们说过话。他喜欢一位女同学，我则盼着我暗恋的男老师有一天能离婚，然后，等我长大，嫁他。我读到一年半辍学当农民，丈夫拿到毕业证回生产队种地。因为我们几个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能唱能演，所以进了宣传队。白天在沟里竹园挑土培竹，夜晚大队窑洞里排练节目，有任务时露天舞台上演出，是个人人羡慕的活计。工分不少挣，且有粉墨登场的风流。最主要的，是时不时在舞台的各种角色里，忘一回那个真正的自己。

      最出彩的是小戏《刘四姐》，演遍了全县甚至邻县的明代、清代戏台。我是女一号——游击队长刘四姐，披一件大队部红旗做的斗篷，腰挎两把丈夫亲手砍削用墨汁染过的木头手枪（这木枪后来成为儿子玩具中的最爱），从戏台上场